柯震東（左）與林哲熹（右）接受《換日線》專訪。 Photo Credit：孫雅為 攝影
「我覺得不是回不來，反而會認為台灣應該往對的方向去走。其實演員的情緒很重要，當超過 12 個小時還要演員應幹情緒的話，其實很累，畫面上的呈現也不理想。每一組、每一個人員超時也都有危險性，尤其燈光組要爬高、場務要扛機器。」
華裔奧地利導演 C.B. YI 籌備 8 年的首部劇情長片《金錢男孩MONEYBOYS》，在開拍前半年，拍攝地點從中國輾轉移至台灣，自此故事背景成了不具體明說的「南方城市」，演員群則來自各地，在同片土地說著不同口音，迸呈出一種銀幕上頗為少見的「泛亞洲」之感。
《金錢男孩MONEYBOYS》先是在坎城影展「一種注目」單元舉行世界首映，而後入選釜山影展「亞洲電影之窗」單元，如今回到拍攝地台灣競逐第 58 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、最佳新導演獎，並在 11 月 19 日於台灣院線上映。
本片由台灣、奧地利、法國、比利時合拍合製，「混血」的基因在國內電影圈極為罕見，從片名便透露出不同語言與風情。
全片節奏宛如散文的章法，以人物之間一段又一段的際遇推動劇情。於是在專訪了主演柯震東、林哲熹之後，內心便暗自決定要以演員與角色、角色與角色、演員與團隊的「際遇」為脈絡書寫，與讀者分享本片內幕。
柯震東與「梁飛」的際遇
圖／可樂電影 提供
「對於要不要接演，其實我一開始很猶豫，」憑本片再度角逐金馬影帝的柯震東，直率地坦承起初內心的掙扎，「因為《金錢男孩MONEYBOYS》要講的事情很多，有同志、性工作者、不被認可的情結、家庭的不接受、生活的不如意；也談到多元成家，甚至是烏托邦的愛情。在一部兩個小時的電影當中，要炸這麼多東西，我是有懷疑的。」
但一個轉念，讓觀眾如今能看到柯震東所詮釋的梁飛，「後來又覺得，這對演員來說是難得的表現機會，決定試一試。」本身非同志身份、對於性工作者的生活樣貌並不熟悉，讓人好奇：是否刻意接演這個與自己「距離遙遠」的角色，挑戰自己的演技？柯震東幽默道：「目前我是喜歡的劇本就會接，還沒有到愈難我愈要的程度，可能再連續入圍個 5 年都槓龜才會啦！」
所謂「金錢男孩」（moneyboys）指的是男性性工作者，片中的梁飛流轉於社會角落，以肉體換取「快錢」，同時將不被家鄉和親人認同的空虛感寄託於這份工作，透過賺錢養家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。活過一遭梁飛的流動人生，柯震東對金錢男孩有了更多認識，「很多 moneyboys 都不是同志，只是這是他們最快的賺錢方式，而且男男服務的選擇相對較少，如果站穩了，其實很容易賺到錢。」
回顧柯震東的作品歷程，在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擒下金馬新演員獎之後，一路走過清新小品《南方小羊牧場》、浮誇艷情的《小時代》、洗盡鉛華的《再見瓦城》、拋灑熱血的《打噴嚏》，到了今年甚至一連有 3 部領銜主演的電影在台上映，攤開《鱷魚》、《月老》、《金錢男孩MONEYBOYS》，調性迥異，他無疑已被認可為能跨足商業與藝術片的表演者。
「但對我來說其實沒有所謂『商業』與『藝術』的表演之分，一律就是接到劇本、喜歡，揣摩角色、了解角色、創造角色。表演方式主要是看導演，像是如果把《再見瓦城》的劇本給九把刀拍，它就會是另外一部電影了，也不會不成立，因為他可以用『把刀式』的觀點、個人的經歷去拍在泰國的偷渡工故事，但要說它是藝術還是商業？不一定。」柯震東的唯一原則是尊重導演、同時滿足自己。
不過就算不刻意定調片型、設限演出，對演員來說，每一部作品總還是會有別於以往的獨特意義，《金錢男孩MONEYBOYS》對柯震東表演生涯的定位是：「它讓我往前跨了一步，這也是我第一部特別敢跟導演討論角色狀態、角色邏輯的戲。」
「其實和導演『共同創作』角色是很好玩的過程，未來我如果要投資電影或其他合作，也都會想這樣試試，因為本來就需要有火花的碰撞，現在的我對『當演員』這件事已經沒有以前想的這麼單純。」除了導演 C.B. YI 開放討論空間，助攻柯震東跨出這一步的還有他在本片的演員夥伴，「也是因為哲熹已經先（開始跟導演）討論了，我就加入他（笑）。」一旁的林哲熹附和：「我先開了第一炮。」
林哲熹與「曉來」的際遇
圖／可樂電影 提供
林哲熹與柯震東同為 1991 年出生的年輕世代演員，兩人在片中角色是同行、是戀人，卻因一場意外而形同陌路。
林哲熹所飾演的曉來先是與梁飛陷入激戀，終又與曾美慧孜扮演的李玉共組家庭，導演雖未與他討論人物心路的細節，但他仍將劇本沒提到的角色血肉，設定得透徹入裡，包括曉來如何看待親密關係與家庭。
「大家可能會以為，電影前半段的他是很做自己的同志，後半段則回到傳統家庭的價值，其實我覺得不是──曉來並不是為了服務長輩而選擇結婚，講極端一點，他是『為愛而生』的動物，為了伴侶他可以攻擊他人、為他報仇；遇上帶著兩個小孩的單親媽媽，他則找到自己的存在感，因為他的自我價值認同建立在別人『需要』他。」
談起表演和角色，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、主修導演的林哲熹，論述得條理分明，同時又透露出一股令人感到舒服、謙遜的從容感。經歷過 MV、廣告、劇場的洗練，近幾年接連現身大銀幕，甚至有《金錢男孩MONEYBOYS》、《青春弑戀》兩部主演電影同日上映的「網內互打」狀況，而回顧兩年前，林哲熹在現象台劇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飾演的思覺失調症青年應思聰一角，更是被觀眾廣泛地認識。
作品播映媒介與場域的不同，會影響觀眾收看的情境，這不禁讓人好奇林哲熹如何調整自己的表演身段，以「適應」不同環境。「以前的電視比較小台，所以大家都會說演電視劇要『演大一點』，否則觀眾邊吃飯、邊洗碗邊看，可能會看不到情緒。不過現在因為收看習慣和硬體設備已經轉換了，且電影和劇集其實愈來愈沒有落差，劇集質感甚至像一集一集的電影。」
不分電影和戲劇，那麼身為演員該在意什麼？「不同類型要有不一樣的表演選擇，這是最基本的要求，例如愛情片至少要讓人想談戀愛。至於劇集因為集數多、長度很長，就要考慮觀眾看到後面會看到什麼？以及注意表演的小細節，例如從前面就偷偷藏『只要在想這個女生，就有摸耳朵的動作』，雖然沒有告訴觀眾，但到了最後它可能會變成非常有意義的設定。」
理性談表演的林哲熹，聊到《金錢男孩MONEYBOYS》對自己演藝生涯的定位，轉瞬切換成浪漫模式，「這部片對我的意義，就是我交到一個好朋友。這算是我第一次真的和其他演員私底下變成朋友、會聊很多事情，過去當然大家拍攝的時候都很好，但殺青之後會繼續密切聯絡的，其實真的不多，他（柯震東）是第一個。」
「梁飛」與「曉來」的際遇
圖／可樂電影 提供
兩位演員戲外結交為友，戲內扮演的角色卻走向人生分岔，熱烈愛過後的生命軸線不再相交。個人認為梁飛和曉來之間最值得細賞的，不只是許多媒體熱愛關注的情慾互動，更要回歸同被世界遺棄、在彼此身上找到「需要」的共感。而 C.B. YI 對空間的運籌，也在關鍵的那場「人生分岔」戲起了作用。
曉來為接客時受到欺凌的梁飛打抱不平，試圖以暴制暴、擅自尋仇，卻反惹來「群鴉出動」──當一幫黑勢力找到兩人居所清算時，梁飛只能倉惶竄逃，他循著老舊公寓的樓梯向下奔，空間縱向的「急轉直下」，呼應了人物遭遇與心境的發展，也彷彿宣示自此梁飛將與曉來走向殊途。
這一分離，要到了電影後段曉來的再次出現，才有了在基隆中山陸橋上「人事已非」的對望。公寓、樓梯、天橋，這是兩位金錢男孩彼此際遇的符號。
而曉來被打斷「腿」的設定，等同編導宣判他繼續在江湖「流動」的死刑，其剝奪的象徵既殘酷又精準。
柯震東、林哲熹與「導演」的際遇
圖／可樂電影 提供
創造出這兩位金錢男孩角色的編導 C.B. YI，本身是自小從中國移民奧地利的華裔創作者，透過西方文化的視角，有些模糊地看待著東方社會的同志處境。許是因為這樣，首度和導演合作的柯震東、林哲熹，反而為作品納入更多成長於亞洲的觀點，且需要花更多時間與 C.B. YI 溝通、磨合。
「火花是一定有，但因為文化背景的差異，我覺得磨合確實比較多，而且我們有各自對人生的理解。但我個人通常會偏向導演，畢竟是他的劇本、他的創作，我只是需要溝通跟被說服。」柯震東進一步具體定義這份差異，是導演從「歐洲人」視角想像「亞洲同志」的處境，但與自己實際在台灣觀察到的有所落差。
「他想表達整體華人傳統之下的同志生存困難，他對此的印象是華人對同志並不友善。但台灣在華人圈裡，相對來說是對同性戀非常包容以及認同的，因此和導演在講的故事有點拉扯，過程中我們有很多碰撞，加上他可能中文詞彙沒那麼多，所以解釋時也比較難到位。」雖說思路上磨合較久，但柯震東仍肯定這種「痛苦並快樂著」的感受，是創作必經的歷程。
對此，林哲熹也點頭同意，「導演雖然外表是亞裔，但他來自奧地利，其實就是歐洲人，因此很好玩的是電影成果就很像歐洲片，給人一種好像不是那麼像我們所認識的華人世界的感覺，和全華人劇組拍出來的東西不太一樣。」
柯震東、林哲熹與「跨國團隊」的際遇
除了導演本身來自不同背景，《金錢男孩MONEYBOYS》是由台灣、奧地利、法國、比利時合拍合製，對兩位演員來說亦是前所未見的國籍組成，與過去和全台灣人的劇組合作相比，可以想見會有全新的感受。
林哲熹體會到的最大不同，在於對細節的追求。「例如法國攝影師會為了打光就準備兩個小時，就是要把太陽光用鏡子折射到室內、打在我們臉上，等到終於開拍，我才講第一句話卻聽到他喊卡，然後把桌上一杯蠟燭的位置移了兩公分，當下你會覺得：『到底什麼意思啊？』但後來看到畫面，才知道他的執著是有意義的。你說更好嗎？不一定，就是兩種不同的審美，可是確實會（讓電影）完全不一樣。」
圖／可樂電影 提供
柯震東感同身受並補充：「和不同國家的團隊合作，真的可以體驗到他們對電影的看法不同、美感也不一樣，甚至是權力分工也是。我們的副導是比利時人，在歐美副導的權力非常大，相較之下，台灣的副導有點像執行者，什麼都要記下來，等於是導演之下一個收發指令的人，所以非常辛苦。」
除此之外，《金錢男孩MONEYBOYS》也讓演員們體驗到精準的工作時間規範，柯震東笑道，「我沒有要抱怨喔！但在台灣經常會被問：『可以再多拍一兩個小時嗎？』我們會以人情來請求超時拍攝。但本片的比利時副導加入之後，他覺得時間多一點、少一點都會影響到整個劇組的氣氛和狀態。而且攝影師本人也不超時，時間到他就走了，如果沒了攝影師我們也拍不了。」
林哲熹順勢分享他對電影工業的觀察，「歐洲電影產業發展比較久，對於拍攝流程、現場注意事項，或是要讓演員有什麼樣的空間，這些都跟我們不太一樣。他們的分工非常細，因此每個環節的人其實都是創作者；但在台灣大家很辛苦，每個人都要做好多事情，反而有時候沒辦法太專注在小細節。」
圖／孫雅為 攝影
走過一遭《金錢男孩MONEYBOYS》的跨國合作經驗，實際感受過分工細緻、流程縝密、工時嚴謹的體制，會不會「回不來了」？
「我覺得不是回不來，反而會認為台灣應該往對的方向去走。其實演員的情緒很重要，當超過 12 個小時還要演員應幹情緒的話，其實很累，畫面上的呈現也不理想。每一組、每一個人員超時也都有危險性，尤其燈光組要爬高、場務要扛機器。」柯震東認為目前台灣的拍片環境還在慢慢進步，他期待能持續朝分工精細化的目標邁進。
整場訪談其實僅有半個鐘頭，但從角色心境聊到表演方式、自文化磨合談至跨國合製，跨度極大。柯震東與林哲熹在銀幕上鋒芒萬丈，在受訪過程之中則是曖曖內含光，下了戲之後的清晰思辨，在鎂光燈之外內斂地綻開，卻反而更加明曜。
執行編輯：劉芳瑜
核稿編輯：林欣蘋
轉載出處：CROSSING 換日線
轉載網址：https://crossing.cw.com.tw/article/15568
延伸閱讀/
